快捷搜索:
当前位置: 澳门白家乐 > 历史百家乐 > 正文

纪登奎是怎样成为“造反派【澳门白家乐】”的

时间:2019-07-06 09:25来源:历史百家乐
文章原标题: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文革开始时,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刘建勋,“二把手”是文敏生,我父亲纪登奎的职务是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

文章原标题: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文革开始时,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刘建勋,“二把手”是文敏生,我父亲纪登奎的职务是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秘书长。听说,在省委的领导人中排名第八,只是个“八把手”。

虽然我父亲于1963年己调到省委担任上述职务,但因为1964年商丘地区遭受水灾,他又到商丘兼任了地委第一书记,基本在商丘地区主持救灾。救灾工作于一年后基本结束,按省委分工,他又担任了全省“四清工作总团”的团长,负责具体指导全省的四清运动。一直到1966年8月,文革己经开始了,“十六条”也公布了,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呢。

1966年8月,河南省委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纪登奎才调回省委,担任了省委文革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从这时起,他才介入文革的事。

那个时候,省委文革小组的所谓工作,就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拨又一拨地接待川流不息的群众组织,还被“革命群众”揪来揪去,弄到各个大专院校去检查“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

听父亲说,文革开始时,因为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并不在省委工作,所以“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没有他本人什么事,把他揪到各单位去,只是“替省委作检讨”。而他当时的思想,不仅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也是“很不理解”的,而且,“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在当时早已被党中央“定性”了,纪登奎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只是个形式,是不是错误路线,要看工作组工作的内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顽固”和“保守”的。

1966年9月,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调到北京新市委了,文敏生接替他主持省委工作,担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我父亲在省委和文敏生的领导下,仍然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在非常混乱与困难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局面。

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和代理第一书记王任重“出问题”了,因为文敏生是中南局调到河南的,社会上有些人便以讹传讹地认为他是“陶、王黑线上的人”,要打倒他,文敏生思想压力很大,被折腾得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时候,河南省委有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这里的历史缘故还有,这些省委领导“大跃进”时跟着吴芝圃搞“极左”,1961年中南局改组河南省委时,曾经批评和处理过他们的问题,这些人不服气,看到刘建勋调走了,文敏生也快不行了,就想乘机为他们过去的错误翻案。

戴苏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当过省委秘书长,这时对我父亲说:“老纪,你看这形势,省委搞得这么被动,要不,咱们俩也起来造反吧?”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拉上我父亲一起“站出来”,带头打倒文敏生。我父亲对他说,“老戴呀,你看,刘建勋调到北京了,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咱们省委应当团结;再说,人家文敏生当第一书记,一共才几个月时间,能有多少错误呢?”父亲拒绝了戴苏理拉他“起来造反”的意见。

1967年初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河南的形势更乱成了一锅粥。河南省委终于瘫痪了,我父亲也于1967年1月被关押起来了,家里人不仅见不上面,也不知道他关在那里,连是死是活也没有个消息,只有在郑州开批斗大会时,家里人看到造反派把他拉到会场上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才知道他还活着。文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的说法,“纪登奎坐了一百多次飞机”,就是这个时候的事,这一段时间,有将近半年。

人们一般认为,河南的造反组织是“二七公社”,因为于1967年2月7日成立而得名。这时候,我父亲己经被关押起来了,“二七公社”的成立,他既没有参与,更谈不上支持,实际上,连“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他也是几个月以后才听说的。

1967年1月,毛主席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不久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河南省委瘫痪了,军队接管了政权;当时,主持河南省军区工作的是政委何运洪,他实际掌握着河南全省的局面。

1967年3月初,河南省军区发布“声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把“二七公社”镇压下去了,抓了好几千人。到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先后到河南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形势又开始动荡起来了。不过,纪登奎仍然被关押着,对这些情况完全不知道。

大概是196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吧,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找到被关押的纪登奎采访,当纪登奎听说省军区抓了很多人时,他对这位记者说:“听说现在抓了很多人,这些青年学生,都还是些孩子嘛,他们有什么责任呢?我是省委文革小组成员,文化革命,是我们号召他们参加的,责任应当由我们省委这些领导人来负。如果说参加文化革命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的话,省军区要抓人,那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应当我去坐班房。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罪,省军区不应该抓他们,应当把他们放出去。”后来纪登奎讲的这番话,这位解放军报记者不知怎么给传出去了,被红卫兵写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和省军区大院的围墙上,而且到处传抄,搞得全省都知道了。不过对这些情况,还被关押着的纪登奎当时也不知道。

可是,纪登奎对解放军报记者的这次谈话,在社会上却搞得很轰动。因为“二七公社”当时正在“受压”,被抓了好几千人,看到纪登奎的谈话,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他们在那种处境下,那时候的说法,对纪登奎是“路线出感情”吧,就认为他是个好干部,那时叫“革命领导干部”。就这样,纪登奎就成了“二七公社”拥护和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个话在精确程度上还稍有一点偏差,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应当是:因为造反组识的支持,纪登奎才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再说得清楚一点,不是纪登奎支持“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而是“二七公社”支持纪登奎当上了“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区别不大,但后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

1967年3月中旬,河南省委领导成员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省军区主持的会议上,由省委一位书记赵文甫率先发难,另一位书记戴苏理紧跟着表态,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公开起来造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反了。因为这些省委领导人当时认为纪登奎是同刘建勋、文敏生站在一起的,所以把纪登奎也捎上了。在社会上,这些省委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群众组织同“二七公社”是对立的。所以,1967年上半年,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喊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

1967年4月以后,因为河南形势动荡,中央让河南省军区到北京汇报文革情况,还要求河南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也一同到北京参加汇报会。这时候,在北京参加汇报会的“二七公社”的代表,便提名纪登奎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到这时,纪登奎仍然在河南关押着,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既不知道有些省委领导成员已经“造反”,把他和刘建勋、文敏生捆在一起,要打倒,也不知道“二七公社”在北京己经提名他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连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又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的文件,也不知道。在关押中允许他看的,只有一本袖珍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到1967年5月份了,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好几次了,周总理问,你们“二七公社”一派的领导干部是谁?怎么还没有来参加汇报?这时,“二七公社”的代表也着急了,让他们在郑州的人赶快想办法。后来,他们“二七公社”的人,终于打听到纪登奎的关押地点,深夜采取行动,把纪登奎抢出来了;而后,又把他送到郑州铁路局,因为怕对立的一派中途拦截,让他装扮成司炉工,钻在火车头里,还用煤把脸抹黑了,送到了北京。

到了汇报会河南代表团驻地西苑旅社,我父亲才成了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澳门白家乐,不过,若仔细分辩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打个不大准确的比方吧,纪登奎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倒是和辛亥革命时黎元洪的情况有点相似:辛亥革命时,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官兵从床底下把他拉出来当上了“革命领袖”的,在黎元洪看来,他是大清朝的将领和臣子,他根本没有想到去当而且死活也不愿去当那个该当“灭门之罪”的“乱党”和“草寇”。而文化革命中,纪登奎则是“二七公社”从关押地点把他抢出来、乘火车头送到北京的中央汇报会上,才当上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同黎元洪的情况还有点相似的是,在纪登奎当时的观念里,他是正儿八经的“党的领导干部”,恐怕也没有什么兴趣,要支持造反组织,去当他们的“后台”。

说起来,那个时候,无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或者在中南局的陶铸和王任重那里,还是河南省委刘建勋和文敏生手下,纪登奎都是相当得宠的“大红人”,又是刚提拔到省委,心劲儿足得很,正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忙他的“党的工作”。那个时候,纪登奎既没有在党内受排斥、坐冷板凳,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迫害,比如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什么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历史恩怨的理由,要起来“支持造反组织”去夺省委领导的权。

而且,纪登奎作为一个地方干部,当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种事情,那时都是在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上、在党中央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都是中央知情、认可、甚至“赶鸭子上架”的,并不是他纪登奎“阴谋策划”、“秘密串联”、“煽风点火”,要起来“造反夺权”。

当时,在北京参加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的,共有三派,一派叫“二七公社”,一派叫“河造总”,一派叫“十大总部”。而实际情况,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联手、共同对抗“二七公社”的格局。

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两个多月,周总理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八次。到1967年7月25日夜,周总理讲话,对河南文革问题表态:

“二七公社”,被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这意味着中央支持这一派;

“河造总”,被称为“犯错误的造反派”,这一派属于“团结对象”;

“十大总部”,则被称为“保守组织”,周总理还有一句相当严厉的话,“十大总部应当分化瓦解”。

后来,毛泽东还讲过;“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中央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表态,是一种典型的“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在当时,这也是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对其他几个省的文革问题,中央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处理的。

最终的结果,军区政委何运洪挨了批评,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报告;中央决定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重新回河南任组长,空降兵15军政委王新担任副组长,我父亲也是副组长。后来成立河南省革命委会时,我父亲是副主任。

1967年7月底,我父亲回河南时,又成了省革筹的“当权派”。那时,省革筹的所谓工作,就是解决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主要是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让分裂对立、文斗加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并按照“三结合”的原则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总之,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把政权组识起来、建立秩序、恢复生产。

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是由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省革筹工作组到现场去,当时河南全部十个地市、一百多个县以及大型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纪登奎带队去解决的。父亲后来对我说:“在省革筹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分工时,分给我的任务,是负责专门解决全省各地的‘老、大、难’问题。”说到这里,他笑着摇摇头:“你说说,这领导班子里,哪里有这么分工的?”

对解决这类问题,纪登奎似乎摸索出了一套办法。记得还是1967年底,父亲从豫北回来,很得意地对我说:“在豫北,两个月时间,我解决了三十多个县,一天一个县。”

据说,这些情况,都被新华社记者用“内参”发往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后来到“九大”时,纪登奎被毛主王席提拔到中央,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父亲在八十年代“忆旧”时对我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还能在群众运动的混乱局面中解决问题。”

当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时纪登奎在河南解决这类问题,自然都要按照中央这种“左、中、右”的思想模式。这一段时间,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才算是名符其实了。

不过,如果认真研究文革史的话,应当注意到,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后,中央对各省文革问题的处理,同原先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了,从1967年夏秋之际开始,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有了变化:

此前,我们可以称为一种“倾斜性”的方针,政治表态,是“支持左派”,在组织上,“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时,则要求以“左派”为主或者占优势,河南之前的几个省的问题都是按这种方针解决的,河南问题也是按这种方针处理的。而此后,则可以称为一种更为“平衡性”的方针,对各省文革中的各派,政治表态不再有“左、中、右”的明确区分,在组织上,也不再要求“左派”为主或者占优势。

如果纯粹从“政治学”的学术角度来看,中央解决各省文革的方针,改变“左、中、右”的思维模式,由“倾斜性”的方针改变为“平衡性”的方针,不仅相当重要,而且比较合理。这个变化,不仅作为当时解决各地文革问题的方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对重新审视我们党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治国理念,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说起来,这种“左、中、右”的思想模式,也是由来已久了,实际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如今名气很大的“反右斗争”,也都是这样。

以文革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不是仍然陷在当年“派性”的感情旋涡里,而是能够比较冷静、公允、客观和理性地审视当年的情况,这种“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和“倾斜性”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刘少奇也是这样,所谓“五十天的反动路线”是如此,后来的“批判反动路线”也是如此,并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批判反动路线”和刘少奇“五十天反动路线”真正的区别,是在他们两个人的心目中,“依靠、团结、打击”的“左、中、右”,恰恰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五十天反动路线”时期的“右派”,到“批判反动路线”时却成了“左派”。

我们在文革时代看到:正是由于对应当“依靠、团结、打击”的“左、中、右”在认识上是对立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在文革实践中演变成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也就是文革时代最常见的“两派”的“派性斗争”,并且由“文斗”到“武斗”、搞到“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

中央对各省文革问题的处理,由“倾斜性”方针向“平衡性”方针的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问题、由于什么机缘而发生的?我想,可能与1967年的“七二○事件”有关。

1967年夏,湖北省两派矛盾激化,武汉更是十分尖锐,“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中央发布了严禁武斗的《六六通令》,可是不顶用,武斗反而越演越烈了。到7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带队,领着一大批党政军要员,到武汉开“现场会”解决问题。可是,中央在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时,不是实行一种“平衡性”的方针,先对各派平等对待,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具体问题,再对有关各方的是非曲直作出评判;而是实行一种“倾斜性”方针,“下车伊始”,甚至人还未到,在北京己经定下的方针就按照“左、中、右”的思维模式,确定了解决问题的结论性意见。这个结论性意见,认为不应当把“钢工总”打成反革命,为此而批评武汉军区领导,应当说还是有道理的;可是,将其中的一派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而将另一派称为“保守组织”,则是“倾斜性”方针的典型表现。

而且,就这么个方针,解决的程序也有问题,没有先把军队“老总”们的思想做通,就公诸社会了;于是,立即引起“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结果闹出一场大乱子,差点演成一出共产党版本的“西安事变”。可见,处理政治问题,也是一门学问,违背了“客观规律”即现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不符合人们普遍认可的常情常理,不仅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人们会不听,甚至他老人家“御驾亲征”,也不灵光了,照样把事情办砸了。

当然,自1967年夏秋,作为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这是一回事;各省在处理本地文革问题时,是否也能够实现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在各派之间做到比较“平衡”一些,则是另一回事。许多省的情况,文革中两派最后的结局,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政治与组织上对某一派的“倾斜”,这主要取决于当地领导者(开始是党政领导后来是部队首长)的意志。而各省发生这种“倾斜”的方向,往往又同前一段时间中央“倾斜”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样看来,前一段时间中央实行“倾斜性”方针,大概也是针对各地的“倾斜性”的一种“校正”,或者用一句更为流行的话,叫“矫枉过正”。尽管如此,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变化,中央处理文革问题的方针,显然变得比较合理了。

我不是研究文革史的,不过我的印象,中央实行这种“倾斜性”方针,河南大概是最后一个省。河南省革筹在处理本省文革问题时,自然也是执行这种“倾斜性”方针的,如成立省革委时,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名额,“二七公社”为主,“河造总”为次,“十大总部”则没有份儿。

据我所知,我父亲当时很密切地关注着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而且,研究政策历来是他的所长,在这些方面思想也相当敏锐;纪登奎看到了中央方针的这个变化,而且在处理河南文革问题的实践中,对原来“倾斜性”方针作了一些调整和校正,使之略加“平衡”一些。

比如,对“十大总部”,本来周总理己经讲过“应当分化瓦解”的话,可纪登奎强调:虽然作为全省的群众组织,“十大总部”己经解散了,但“十大总部”下属的基层群众组织,仍然可以参加“大联合”和“三结合”,在基层革委会中占有席位。

这里我插一段故事,也许可以反映我父亲的政治理念。记得是1967年秋,我回家探亲,有一天,有我,还有我妹妹和她的同学,聚在一起闲聊,父亲回来了。那个时候,人们聊天,没有别的话题,都是谈文化革命;大概是说起了戚本禹,那时河南人一般都认为,戚本禹支持“二七公社”的态度最坚决,主要是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北京汇报结束时,“十大总部”对中央的表态很不满意,就围攻戚本禹,非要他表态:“十大总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戚本禹怎么说,他们也不服,于是恼了,就和他们对着吵:“十大总部是保守组织,是老保!你们就是老保!”父亲听我们说了一会儿,慢悠悠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拥护戚本禹那些人,赞成他们的话。”听了父亲的话,我们一愣,记得是我妹妹的同学问他,“那你赞成谁的话?”父亲说,“戚本禹那些人的话,讲得不行。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觉得总理的讲话,比较靠得住一些。”

记得当时还说到一些中央领导对“七二○事件”讲话时,痛骂武汉“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还把“百万雄师”说成“百完熊尸”等;听我们说得很热闹,父亲很不以为然地说:“把百万雄师、产业军骂成那个样儿,都是在中央工作的人了,怎么能那样讲话呢?总理的话,就不是那么个讲法。”不记得是谁插话问,“那为什么?”父亲接着说:“周恩来是总理呀!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好,四川的‘产业军’也好,还有河南的‘十大总部’,有那么多群众呢,你把他们骂成那个样儿,讲的那么凶,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对总理来说,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不管怎么说,这天底下的中国人,还不都是他周恩来的老百姓嘛。”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都相当偏激狂热,我也一样。父亲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我的观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不像原来那样,对文化革命时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持那么黑白分明的看法了。

不过总的来说,作为省革筹的成员,纪登奎在处理河南各地文革问题时,基本上仍然执行的是中央确定的“倾斜性”方针。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基本上还是对的。我想,这也是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对他有这种看法的原因。

这里顺便插几句。我认为,中央处理文革问题的方针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也正是所谓“王、关、戚事件”的一个政治背景。1966年底,在毛译东看来,陶铸的想法,妨碍了他将文化革命全面推向高潮,因此,陶铸在文革初期提拔到中央不到半年,就让毛泽东“拿掉”了。到1967年秋,可能是为了给文化革命狂热的势头“降温”吧,“倾斜性”向“平衡性”的方针转变,由于弯子转得太急,王、关、戚也就从文化大革命的战车里甩出来了。

说起来,为了纠正和扭转一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而在党内找个“代表人物”来批判,引导党内和社会的思想潮流,这也是我们党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做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搞的文化革命同我们党以往的政治运动,在对“左、中、右”的态度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但在情况紧急时,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失控,为大局计,主要是稳定军队,这种老办法,他也会拿来一用。

“王、关、戚”如果觉得冤枉,那陶铸呢?和陶铸相比,他们只是小人物。

1967年秋,毛主席“南巡”,那一次叫“巡视大江南北”。到了郑州,接见河南省领导,他和纪登奎有一段谈话,当时传得很广、名气很大。因为过去和纪登奎很熟悉,所以毛主席一见面就称他“我的老朋友”。如今有些人认为“老朋友”的称呼,毛主席好像有什么特别含意似的,其实这只是主席很随便的一句话。

毛主席接着就问:“听说你坐了一百多次飞机?”

纪登奎说:“这对我大有好处。”

当时,毛泽东还问,“坐飞机”是个什么样子?纪登奎站起来比划、作示范,毛泽东也跟着学“坐飞机”的样子,弯腰,手向后举,还问“是这样吗?”毛泽东问他,“坐飞机”什么感觉?纪登奎说,“啊呀,腰酸得很,感觉就和割麦子差不多。”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好像就是那么瞎扯。

后来,八十年代了,父亲对我说起那一次毛主席和他的谈话:“那次和主席一见面,我就和他开玩笑、说笑话,主席很高兴。”

父亲接着说:“那一趟南巡的时候,毛主席见了不少他过去的老熟人,有长征时的警卫员;这些老熟人,一见到毛主席,咕咚一声就跪下了,接着就是号啕大哭,然后就诉说他们文革中间受冲击、挨批挨斗、挂黑牌、‘坐飞机’那些事,觉得冤枉得不行,他们受的那个委屈也确实大了。那次南巡,主席见到的那些老熟人,大概都是那个样子。可毛主席不大高兴,他不喜欢他们那个样子。”

父亲说:“毛主席见我的时候,我和他开玩笑、说笑话,他很高兴。后来把我提拔到中央,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认为我在文化革命中能够‘正确对待群众’,那个时候,毛主席很看重这一条。”

可是后来,许多老干部对纪登奎说的“大有好处”这句话、还有他后来讲的“三个正确对待”(就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很不满意。这当然有道理,老干部在文化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纪登奎却说“大有好处”,而且还要“正确对待”,那不等于说,他们受那么大的罪,是完全应该的!难道今后还要受那样的罪吗?所以文革结束以后,纪登奎写检查,还专门检查了他当时说的这几句话。

这桩“坐飞机”的事,后来还有点故事。文革结束后,河南又批判纪登奎时,说道:“纪登奎说他文革中坐了一百多次飞机,是欺骗毛主席、欺骗党和群众。实际上,据统计,文化革命期间,纪登奎‘坐飞机’,只有九十七次。”这是1978年贴在省委门口的大字报,我亲自看到的。好玩吧?

这个“倾斜性”和“平衡性”的问题,后来还有点余波,也有点意思。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时,毛泽东亲自点名,由纪登奎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作大会发言,他可以算是因为“支持造反组织”,当了“领导干部典型”了。

可是,大会发言后,却闹了点小“风波”: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中央按照“倾斜性”方针成立革委会的几个省,可能是六个吧,这几个省的革委会主任,父亲说,“就是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他们那些人。”还有谁?有没有张春桥?他没有讲。他们几个跑到纪登奎住的房间批评他,提的意见,主要是对纪登奎在大会发言时讲的“一派不行,两派才灵”这句话很不满意。父亲说,“他们几个人,把我围攻了一顿,可是,我拒绝了他们的批评意见。”

由此可见,对处理文革问题的“倾斜性”方针,纪登奎还是有所修正和保留的。如果允许我替父亲做点辩护的话,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这“典型”二字,还稍有些可以商榷之处;从“九大”期间因为纪登奎的大会发言而“被围攻”的不大的“风波”来看,作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纪登奎还不算很“典型”,而他说的“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他们那些人”,可能更适合当这个“典型”。

毛泽东在“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中,没有选择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等人,而挑了纪登奎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大概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倾斜性”方针和“平衡性”方针的斟酌与反思,反映他在处理文革问题时思维方式的转变。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时,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月以后,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工作。我父亲在中央期间,花费很多精力管的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全国各省、中央各部门和一些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

这些问题的大致情况都是,中央每发生一次大的“风波”,文革前期的“派性”问题就被触发,又闹起来了,两派的群众组织头头自然是“闻风而动”,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也分成两派,当地的军队领导部门和驻军部队首长也掺和在里头,不仅“三结合”成了“三凑合”、“三磨擦”,而且“军、干、群”各自又都分成两派,矛盾尖锐得很,闹得一塌糊涂,党委瘫痪,政府办不成公,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学校上不成课,影响到社会秩序也乱得很。

这时候,我父亲的角色变了,成了“中央领导人”了,周总理太忙,后来又病了,他说纪登奎是个“壮丁”,于是,解决这些问题就交给他来办了。

听父亲说,文革时代他在中央工作期间,全国各地的文革问题,他直接参加解决过的,至少有二十个省,许多省的问题,都不止解决过一次,起码是两次,有的甚至是三次。他解决各省的文革问题,第一个省是山西,1969年7月;最后一个省是浙江,1975年7月。

对各地的文革问题,纪登奎解决的次数多了,似乎也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掌握了一套方法;大体上的程序,就是让那些出问题的省份“军、干、群”各方人物到北京来,找个宾馆办“学习班”,听他们谈情况、说是非、争论、有时吵得很厉害;然后弄清情况、分辨是非,由中央领导人去讲一篇话,大约有一个多月,就解决了。这个省的领导班子,回去以后就基本上又能工作了。有一次,我问他:“山西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山西的问题,和南阳的问题一样。解决南阳问题,用了七天;解决山西问题,用了23天。”可是,南阳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明白。

文革结束以后,清算毛主席的错误,纪登奎自然难辞其咎,他在党内被批判,后来又下台了。共产党过去的老规矩,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自然是翻箱倒柜,他过去管过的事、处理过的问题,事无巨细,都要揭发批判,统统过一遍。纪登奎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事,自然也不例外要受此对待。我父亲说过:“我处理过的各省文革问题,后来大家揭发批判,对我提了意见的,有一个半,一个,是河南省,半个,是山西省。”说这话的时候,是八十年代,父亲下台好几年了,时过境迁,父亲说起来,也比较轻松些了。”河南的事情,我还知道一些,可山西那“半个问题”出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由此看,纪登奎解决各省文革问题,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处理的还算是比较公道的,对两派问题,当时他的几句话,如“一碗水端平”、“折墙平沟解疙瘩”、“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基层的干部群众反映还不错,也可以说,他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平衡性”的方针。当然,在我们党那么多的功臣战将里,纪登奎的资历相当浅,对那些纠缠不清的文革问题,大概他要费许多口舌、在错综复杂的“是非窝”里讲出几条能说服人的道理才行,光有几句“原则性”的“中央领导指示”,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至于像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地位和气魄,以他的“倾斜性”方针,对抗各地党政军大员的“倾斜性”方针,以一人之力就可以抗衡整个党的力量;纪登奎在我们党那么多老资格面前,只是个小人物,即使他“比葫芦画瓢”想学毛主席的样子办事,也根本没有那个本钱。

河南文革期间的事,还有一件,相当有点蹊跷。

文革期间的1967年上半年,本来河南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他们三个人被捆在一起打倒,是同样的处境。可是,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刘建勋和纪登奎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三结合”;文敏生却被中央作为“走资派”点了名,遭受了许多年的坎坷。

有些人因此责备刘建勋和纪登奎,其实,这种人事安排,都是中央决定的,刘、纪他们当不了这个家。据说,是当年一位中央领导人对毛主席说,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毛主席相信了,于是文敏生就当了“走资派”。毛主席还说,这位中央领导人不庇护自己的部下,意思是不搞“宗派”的意思。

不过,文革时代的事,祸福相依,河东河西,也难说得很。“貌似忠厚、内藏奸诈”这句话,文革时代自然让文敏生倒了霉,可后来对他却成了好事,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邮电部长。如果那个时候,文敏生和刘建勋、纪登奎一块参加“三结合”,还不一样得陷进文革的是非窝里,那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还有这么件事,也值得一提。到1986年了吧,纪登奎已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下台好几年了,有一天,何运洪的儿子来北京办事,到家里来看望他。我父亲有点意外,坐下聊天,先对他说:“你爸爸身体还好吧,替我问候他。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批判过他,对不起他,应当向他道歉。请向你父亲转告我的意见。”何运洪的儿子说:“你们之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话了;那个时候,你批判过他,他也批判过你呀,而且他还把你关起来了嘛。”说起文革时代的恩恩怨怨,他们两个人谈话的气氛挺轻松的。

何运洪儿子来访的事,后来父亲对我提起过好几次。何运洪和我父亲文革前可能也认识,他也是老革命了,都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对他们文革时代形成的恩怨纠葛,能够冰释前嫌,父亲显然感到很高兴。何运洪这个儿子挺有水平的,可惜我不认识他。

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吧,我在河南省机械厅工作,那时河南正在批判纪登奎文革时期的错误,机关支部开会,要求每人都要发言表态,我是党员,而且事关我父亲,没有个态度也躲不过去。我说:“纪登奎的错误,别的事情我不了解。不过,文革期间他在河南工作时,确实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他这方面的错误,在很长时间里对河南的工作都有很不好的影响,我自己在基层工作时,就有这方面的体会,也听基层干部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的发言表态,说不上“认识深刻”,要是在偏激狂热的文革时代,就这么几句话,恐怕是“过不了关”的。不过我这些话是诚恳的,出自内心。(2008年3月于北京家中)

节录自作者《读书扎记:〈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兼答张胜同志: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编辑:历史百家乐 本文来源:纪登奎是怎样成为“造反派【澳门白家乐】”的

关键词: 澳门白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