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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陶瓷产地研究检视

时间:2019-10-21 09:19来源:历史百家乐
陶瓷器产地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不赘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种研究方法被引进我国以来,我国已有了不少尝试性的测定工作,其中不乏富有成效的研究个案。目前这一研

陶瓷器产地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不赘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种研究方法被引进我国以来,我国已有了不少尝试性的测定工作,其中不乏富有成效的研究个案。目前这一研究仍在继续,本文试图简单总结这一研究方法的原理及其局限性,并就某些研究个案的略作评析,最后指出这一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便更好地促进这一研究在我国的发展。

古陶瓷产地研究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假定各地区制造陶瓷器的胎土与当地粘土的物理、化学组成基本一致,都存在地区差异,而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地球化学证据的支撑,所以只要我们测定出陶瓷器的物理或化学组成,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其产地。

古陶瓷产地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种:一是测量其岩相,二是测量其化学元素组成、三是测量其同位素比值。下面分别介绍:

1、岩相分析

对陶器材料的研究可知,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是长石、石英、伊利石和蒙脱石等,他们都是岩石风化的产物,这些风化产物在陶胎中也常以不同的岩相组成存在。古陶器的制作一般是就地取材,由于不同地域地质条件的不同,原土中所含石英和长石等的成分和含量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同区域的陶器胎土必然反映出地域差异。而古陶器烧结的温度较低,其胎土产生热变的可能性很小,胎土矿物主要成分和构成相与原土没有太大差异,用岩相学的方法来分析古陶器胎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其中所含的各种组分。在此基础上,以相应的地质条件为依据,便可以推定一些特定情况下古陶器的产地。

不过岩相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是应用范围有限,由于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对瓷土岩相的影响很大,所以这一研究一般只适于研究古陶器产地。另外,古人在制陶器时很可能对陶土进行加工,如陶洗、在粘土内掺入一定比例的砂粒、蚌末以及其它羼和料,这种夹砂陶的岩相构成自然就与遗址内陶土的岩相构成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明其来源就比较复杂。最后,各地区原土的岩相构成到底有多大差异还有待数据积累。已有研究表明,一个遗址内部不同区域的陶器的岩相构成也不尽相同。如何区分遗址间和遗址内部陶器的岩相构成的差异也成了问题。

2、化学元素分析

一般来说,烧制陶瓷器的粘土因地域及地质状况不同,其化学元素的组成和含量将有所不同,这就是说,不同地区粘土中的化学元素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与成土母质有关。不同类型粘土的形成是岩石风化及成土过程中多种因素(母质、气候、地形、地貌和生物等)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元素又分主要元素、微量元素和痕量元素,各地陶土的常量元素有一定的差异,而微量、痕量元素组成的差异则往往更加显著。陶器在烧结过程中,基本不与外界交换这些元素,其元素组成基本保持不变。这样,通过分析陶器的元素的组成和含量,便可探索其矿料来源和产地。

目前常用的技术手段有中子活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和X萤光分析等等。其中,中子活化分析运用较为普遍,简单地说,它就是利用中子去轰击要分析的样品,使样品中的核素产生核反应,生成具有放射性的核素,然后测定放射性核素衰变时放出的瞬发辐射或缓发辐射,对元素作定性、定量分析,从而确定被测样品中各种元素的含量。再通过比较分析、从而推测样品的产地。

化学元素分析虽然不像岩相分析那样,受陶瓷器烧结温度的影响,它也适于瓷器;但同样,若陶瓷器的粘土经过陶洗、掺料等人工加工,其化学元素组成和含量就会与原土不同。而瓷器除了原料外,不同的配方明显也会影响其化学元素组成。另外,目前各地原土的具体化学元素组成和含量差异还不是很清楚,同时,对某些遗址分析表明,一个遗址内部不同区域的陶器其化学元素也有较大的差异,如何界定这些差异是地区间的还是地区内部的还缺乏相应的数据积累。

3、同位素分析

目前主要限于铅同位素分析。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岩石铅同位素组成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近代铅丢失不会导致铅同位素组成的变化,所以岩石在风化成土的过程中,其铅同位素组成不会发生大的改变,那么某一区域土壤的铅同位素组成可能与该地区岩石铅同位素组成有一定的相关性。而古人制陶往往是就地取土。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即使发生铅的丢失也不会改变制陶原料的铅同位素组成。这样,古陶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应能反映出其产地信息。

当然,铅同位素判别古陶产地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制陶原料粘土是全岩风化产物,且原岩不仅可能是中生代花岗岩,还包括该地区出露的各种岩石,因此制陶原料粘土不能与长石铅直接对比。全岩和土壤铅同位素组成的相关性还有待探讨,即古陶铅同位素组成变化机理还不是很清楚。另外,我们目前还缺乏大量的古陶产地的土壤和岩石同位素数据。还有,不同产地古陶的铅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可能重叠。

目前我国已积累了较多的古陶瓷产地研究个案,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推进了我国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具体结论还有待检验和修正。下面仅就几个研究个案略作讨论:

1、《湖北荆南寺遗址陶器中子活化技术与文化因素综合分析》

这一研究个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指出:陶器产地分析在解释时必须与考古类型学密切相结合。正如其作者所言:传统的类型学分析方法同陶器中子活化产地分析法有机地结合,一方面可以检验前者分析结果的准确程度,另一方面可以从微观领域深入认识文化间互动关系的形式。考古类型学分析方法同中子活化产地分析法,应当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取代的关系,以类型学为基础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划分,需要中子活化分析的科学校正和微观考察,才能从本质上发掘传统方法不易察觉的文化因素相互交流和互动的根本机制问题。同时,中子活化分析的结果,又依赖于考古类型学宏观整体研究的定位、定向、定性的解释。因为导致样品间化学元素组成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是产地的不同,而有时也许仅仅是采用的土场不同,并非能超越出同一个大产地,即使可以肯定确系产地不同所至,单纯的中子活化分析结果有时也难以告诉我们是谁向谁输出和以怎样的形式输出。

2、《山东地区龙山文化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

其目前的实验结果还无法确定这批样品的原料产地,这一结论表明古陶瓷产地研究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表明样品的详细的考古学信息在分析解释中的重要性。

聚类分析显示不能按遗址聚类的标本都出自西朱封和教场铺遗址。从大的考古学背景来看,西朱封遗址出土一批大型墓葬,等级很高,可能是这一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这遗址中出现产地来源复杂的物品也自在情理这中。而教场铺位于山东典型龙山文化类型和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交界处,其样品的多元特征也许是它的地缘特征的物化表现。总之,我们还无法贸然断定这些都是文化交流所致。我们注意到4个单独成组的样品,它们都是夹砂陶,这是否反映了这些分组与陶器质地或羼和料有关呢?而其中三个是陶鬶,这与特殊器形有关吗?第四组的四个标本来自两个相距遥远的遗址,它们聚在一起,如果仅与西朱封遗址的特殊性有关,为何器形又是常见的鼎、罐等,这些令人费解。正如原文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待相关数据的不断积累。同时,有一点可以肯定,样品的考古学背景知识越详细越有利于我们对实验结果的做出合适的解释。

3、《中子活化分析对商时期原始瓷产地的研究》与《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

两个实验结果对原始瓷的起源地得出完全对立的结论,很明显其中有一个是站不住脚的。但问题出在哪里还有待再分析,很明显,实验测试、统计分析、结果解释任何一个环节出偏差都有会导致结论的错误。其实验测试部分现在无法判断,因为二者采用的具体手段不同,其得出的测试数据还很难直接比对;统计分析部分不排除出错,如二者都只选取其中一部分源数据进行分析。另外,前者主成分分析信息负载量仅为55﹪,有些偏小。结果解释时也是一样,从《商周原始瓷产地的再分析》原文图1和图2中我们可明显看出,江西吴城原始瓷与北方原始瓷散点图的分开相当勉强,而浙江黄梅山原始瓷与安徽枞阳汤家墩原始瓷的虽然能分开,但靠得较近,总之,他们分成两个大的集团更为明显。这就不排除另一种解释:南方存在多个中心。

另外,文化交流可分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如技术知识和工艺的流传)。若是后者,这从产地上根本无法判别,这也是这一研究的局限性所在。

4、《贾湖遗址出土古陶产地的初步研究》

这一研究指出:贾湖陶器成份的聚类,与空间位置、文化分期都有一定的联系,但相对而言,陶器成份与空间位置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一结论很重要,一个遗址内部陶器成份与文化分期也就是时间的相关性可以深化我们对古陶瓷产地研究原理的再思考。以往我们在对一个遗址的陶器进行产地分析时,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把目光投到遗址以外去寻找解释。至于“就现有测试数据而言,贾湖文化与本地区后来兴起的大河村文化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与迄今发现最早古城的西山遗址也没有明显的联系”;“产地分析表明,贾湖、大河村和西山遗址出土陶器的矿料来自不同地区,反映出三处遗址间没有明显的文化联系”。这已有悖于考古学常识,文化传承关系与陶器源料来源没有任何相关性。

古陶瓷产地研究在我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从整体上,这一研究在我国还处于摸索和积累数据的阶段,它在我国考古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待加强。目前我国这一研究还存在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1、目前相关研究课题设计中,一般未取遗址对比土样。这样,在解释古陶瓷器产地时就缺乏了最基本的依据。尽管在具体操作中要取得合适的遗址土样并不容易,但无论从学科长远发展角度,还是从增强自身实验结论的说服力来说,这种基本数据的获取是十分很重要的。

2、在具体课题设计中,样品的考古学背景介绍大部分不够深入,特别是考古类型学方面的介绍较少;在解释时,能够很好地结合考古类型学分析的更少。

3、现有研究中,实验测试的原始数据基本上未全面发表,有的还不足一半。在今天看来,我们有很多理由忽视某些数据而予以摒弃,但今天的理所当然在明天也许就是一种短视。

4、在统计分析时,很少反思这种统计分析的客观性。我们应对各种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判别分析等)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避免因统计方法选择不当也而导致的与考古学事实相矛盾的结论。

5、在解释实验结果时,要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毕竟,这一研究在原理有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在目前实际操作中的分析手段也很有限,所以,每一个实验结果的得出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其解释也就呈现多元性。比如,一个遗址陶器样品化学成分差异较大,这可能是产地不同,也可能仅是同一遗址内时间或空间的不同,或者是原料配方不同等等。当然最终正确或合适的解释只有一个,但目前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无法做出最终选择,而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多仅有一种解释,并不对为何选择这种解释的作任何说明。

最后要强调的是,利用科技手段研究古陶瓷产地必须保持一定的自主性,特别是在解释上,不能削足适履,与某些考古学具体观点盲目跟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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