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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

时间:2019-07-07 05:37来源:历史专题
一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蔡元培之所以能在办学上有如此作为,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新旧交替之际,他的“资格”无人能取代:文化上,他是前清进士、翰林、编修,又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研修哲学、心理学、美术史;文化遗老服气他,青年新锐也拥戴他。政治上,他是反清光复会的元老,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不管用什么来要求,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蔡元培积累下这样的完美资历,仿佛就是为执掌北大而准备;民国创立后基本荒芜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就等这样一个人来开拓。不可质疑的资历,加上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开阔的胸怀,他让大学精神一度照亮了整个民族,也成就了北大足以吃到今天的丰厚老本。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延续到今天的,别的不说,只说最常见的一个名称———学校,就是蔡元培1912年下令废除“学堂”称呼,以“学校”代之的。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且在今天,有出身北大的著名“愤怒青年”频频弑父审母,但在“铁屋中的呐喊”里只要一提起昔日蔡校长,立马换了五体投地、恨不当年受教的情状。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做为学者,而是做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摘吗?

从对待爱因斯坦和对待冯省三两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博学、崇高人物在社会现实前不能免俗、让需要偶像者心情复杂的一面。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就在到达上海的那一天,11月13日,他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第二天,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爱因斯坦这颗科学巨星似乎与中国如此有缘。

那时中国的自然科学极其落后,北大师生盼望能有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来校讲学;而谁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多数人还不甚了了。1920至1921年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做哲学专题讲演,罗素在这期间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将爱因斯坦与列宁相提并论,这个振聋发聩的讲座使中国知识界“从罗素来讲演后,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爱因斯坦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字。

在1920年,蔡元培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当时在德国访问的教育部原次长致电蔡元培,说爱因斯坦有意来中国讲学,北大能接待否?蔡元培立即回电表示欢迎。但后来因爱因斯坦“一时不能离德”而未能成行。

蔡元培1921年3月到欧美考察,临行对学生说,他此次一定要请欧美的名教授来北大任教或讲学。邀请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到德国后,蔡元培携夏浮筠和林宰平专程面见爱因斯坦,表达邀请诚意。爱因斯坦回答说非常愿意访华,但他目前要去美国,为犹太大学筹款;回来途中又要到英国和荷兰作短期讲学,而且他当时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不便长期离开德国,赴北大讲学事宜希望“期以它日”。

在这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询问了到北大讲课用什么语言的问题,蔡元培当即答道:用德语即可,夏浮筠就可以翻译。

一年以后,爱因斯坦方面有了消息。这年3月,民国驻德公使致电蔡元培:“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博士于秋间往东讲演,该博士愿同时往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机会绝好,蔡元培十分高兴,他当即复电表示欢迎;在待遇条件上,提出全包爱因斯坦在中国境内的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而当时国内最大牌的教授月薪为四百元左右。

不久在德国的北大教授朱家骅转来了爱因斯坦的回信。这封信由顾孟余翻译过来后有些含糊,爱因斯坦说:“日本约我前往,报酬充裕,……我如果再往北京两星期,便与此相称。”日本开出的报酬很高,希望中国与之一致,这个意思似乎是嫌蔡元培给的条件过低。他还说:“就权利论,你们诚然是先约我的,但是日本人先提出优越的条件(我及妇居住费外,另报酬二千英镑),似乎也有一种优先的权利。”意思是中国先邀请,他理当先来中国,但因日本给出了优厚条件,他可能要先去日本。

在信中,爱因斯坦还表示:“我希望我们两方可以满意的协定办法,并亲眼观看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这封回信表明他也很想来中国,但在报酬方面有些意见,希望另订协议。不知是未明爱因斯坦意图,还是出于别的什么考虑,蔡元培对此没有做明确答复。

到了6月下旬,驻德公使馆又转来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中再次表示愿意来中国讲学,并解释了他关心薪酬的原因:“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也就是说,美洲国家的大学开的价都比中国高,如果按北大的条件来,对美洲国家就不好说。

他这回明确了应有的条件:“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爱因斯坦当时年薪为四万马克,每月三千多马克,且1922年下半年开始,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因此,每月一千美元的薪金,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

蔡元培接信立即和梁启超商量。梁启超大力促成爱因斯坦来华,决定薪金的一半由他的讲学社承担。于是蔡元培向我驻德使馆表示:“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间,我驻德公使来信说,他们已将上述意见通知爱因斯坦,对方明确表示愿“于新年来华”。

现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正好路过上海,蔡元培此时发表他即将来北大讲学的通知,人们都认为爱因斯坦“不久可来北京”。可以亲眼目睹这位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大家都兴奋万分。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爱因斯坦,北京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讲座,有丁西林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何育杰的《相对各论》,高鲁的《旧观念之时间及空间》,夏元的《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王仁辅的《非欧几里特的几何》,文元模的《相对通论》,张竞生的《相对论与哲学》。这些主讲人都是国内当时第一流的学者。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为了给望眼欲穿的学生一个交代,他在1923年1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跋爱因斯坦来信》,并附其原信,说明此事非组织不周。他在跋语中说:第一,爱因斯坦计划于今年年初来访,是通过驻德使馆联系的,所以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第二,信中提到的“斐司德博士”,“是我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第三,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所以我们出了每月一千美元的酬金,没想到最后计划还是落空。

八十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大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倾服。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做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十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七十五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到考试时再“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于是他当即决定:以后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很厚道,但“讲义要收钱啦”的消息传出,一贯免费享有的东西现在要出钱,顿时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大学,三年前的五四运动这样的大事且不说,就在五个月前,学校规定不缴费不准考试,就有学生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建筑墙上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沈士远!”幸亏刚刚担任北大教务长十五天的胡适出面表示,未缴费者准他们先考,但到月底还不缴费,则成绩无效,把事态平息下去。

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面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了怕,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文中说:“……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开了教务会议和评议会紧急会议,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也对蔡元培面劝。最后,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则暂缓收取。

这场风潮并不是以蔡元培完全让步平息的,他坚持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

事发时现场混乱,赶来喧闹的学生其实是出于自发,没有什么带头人物。挽留蔡元培时,校评议会开会就抛出了个替罪羊—一个叫冯省三的山东学生。评议会说就是这个冯省三带的头,决定予以开除!

了解冯省三的师生都知道,他性格单纯、直率,学习用功,只是心直口快,时常说话欠考虑。冯省三之所以被称为“头目”,是因为他在学生围攻会计室时喊了“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在蔡元培和学生谈判时在校长室外说“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件事解决了”!

这几句话在学校查惩祸首以挽留蔡元培时被人报告,就成了他“带头”的“铁证”。其实,就是跟蔡元培谈判的学生在风潮中起的作用也比他大,他纯粹就是个看热闹瞎起哄的。

然而,蔡元培收回辞呈一返校,就根据评议会决定把冯省三开除。

这个飞来横祸让冯省三傻了眼。他根本没有组织这次风潮,却先被同学出卖,后被校方严惩,现在只好去找原本熟识的教务长胡适求情。

对冯省三受冤,胡适最清楚不过,因为报告冯省三“带头”的几个学生干部在胡家看见冯省三本人时,竟根本不认识他!开除他,就是为了给这个风潮找个负责者,以给尊严受到侵犯的蔡元培找回面子。说白了,就是拿冯省三做替罪羊。

现在冯省三来诉冤求情,胡适就朝他打哈哈:“你既已做了英雄,就英雄到底嘛!”拒绝为他说话。

那么,蔡元培自己是否认真调查过带头者呢?也没有。他开除冯省三后,也听到“其实不是冯省三带头”这样的话,但他一点没有查清真相的意思。如上所述,他就是要严厉处分一个跟讲义风潮有关的学生,一为严肃纪律,杀鸡儆猴;二为自己受学生围攻挽回颜面。

一定要开除一个不该对讲义风潮负责的冯省三,蔡元培后来一句话近乎赤裸裸———“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

他承认他这个校长,在那时朝气蓬勃、斗争精神极强的青年学生面前只能算“纸老虎”,要管理好这帮人,威严就不能受冒犯,受了冒犯必须加倍找回来,否则以后说什么也不灵。

为了维护权威,就拿一个弱势学生做了牺牲品。开除学籍,对学生来说无异判处死刑,这种做法,难说不是草菅人命。跟他对名满天下的爱因斯坦的恭敬、理解和宽容比,讲义风潮处理中蔡元培的厚道君子之风荡然无存。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做人就不要做事,做事就不要做人”。意思是,要保持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就不能沾染现实事务,因为在处理现实事务中,必然会有与道德相冲突的时候;如果完全按道德要求办事,那什么事都办不成。另一句老话“慈不将兵,义不掌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蔡元培做为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当然是要“做事”的人,无法每件事都跟对待爱因斯坦一样处理。他认为在讲义风潮中不开除个学生,就做不好校长这份事,于是可怜的冯省三就被踢出了北大。

冯省三被开除,校纪有了威严,蔡元培有了面子,闹事学生有了替罪羊,教职员留住了校长,都皆大欢喜。至于这件事在道德上的说法,除了冯省三自己,就只有当时兼任北大讲师的鲁迅著文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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