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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中原人民共和国背景下的王法方法论商量

时间:2019-11-23 22:12来源:文史百科
在2014年中,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凸显自身的实践功能,力图对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发挥直接而明确的推动作用,这一宏观指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理论基础方面,法教义学和社科

在2014年中,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凸显自身的实践功能,力图对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发挥直接而明确的推动作用,这一宏观指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理论基础方面,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并未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其背后的共识是法学研究应当取长补短,在各自分析视角内为法治实践提供最优参考。在自身理论体系方面,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具体法律方法的研究,也特别强调以史为鉴和案例分析,最终落脚点也是为当前的法治实践服务。在法治建设的实践方面,法律方法论对现在的宏观法治理念和微观的司法制度,都有重要推动作用,案例指导制度就是典型例证。关注法治实践,为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将继续成为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整体取向。

法律方法论;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教义学;社科法学;案例指导

摘要: 在2014年中,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凸显自身的实践功能,力图对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发挥直接而明确的推动作用,这一宏观指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理论基础方面,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并未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其背后的共识是法学研究应当取长补短,在各自分析视角内为法治实践提供最优参考。在自身理论体系方面,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具体法律方法的研究,也特别强调以史为鉴和案例分析,最终落脚点也是为当前的法治实践服务。在法治建设的实践方面,法律方法论对现在的宏观法治理念和微观的司法制度,都有重要推动作用,案例指导制度就是典型例证。关注法治实践,为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将继续成为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整体取向。

关键词:法律方法论/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教义学/社科法学/案例指导

作者简介:孙光宁,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焦宝乾,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威海 264209

标题注释:司法部2014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实现个案正义的法律方法论研究”(14SFB3003)。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法治的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方向,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也不例外。法治实践需要相应的法学理论,成熟的法学理论为法治实践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是法治进程真正深入推进的保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在中国法学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日趋成熟,与司法实践的结合也逐渐凸显,方法论意识和能力已经成为培养和衡量法律人才的重要指标。在2014年度,法律方法论研究在理论深度上和实践应用上也都有所提升和加强,前者主要表现在学科属性的争议及其厘清,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对制度建设、司法人员素质和法学教育等方面。

一、理论基础的探索与提升: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

在法学研究中,始终存在着“根据法律的研究”和“关于法律的研究”的分野,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大致指向了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对二者关系的反思和分析成为2014年法学研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从总体学术发展脉络和传承来看,法律方法论总体上属于法教义学的分支,或者说,法教义学是法律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前者与社科法学的关系直接对后者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因此,如何面对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成为本年度中法律方法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础问题。

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在2014年有着多种表现。5月24日,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研究所和《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主办的“多学科背景下的法学及其方法”学术研讨会中,第一单元的主题正是“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分野: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具体发言主题包括“法教义学与法的性质”、“法律教义学与法学研究的本土化”、“法律变革的逻辑: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较量”等。5月28日,“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8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主办“中国法律学术的社会构建及其方法”。如果说前两次会议偏重于方法论的论创新,那么后一次会议则偏重于创新后的方法论如何付诸于中国法律问题意识。这几次会议都设置了与法律方法论研究相关的单元进行研讨。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较为集中表现在“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研讨会中,该会由北大法学院主管的集刊《法律和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法学研究》编辑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社科法学连线”共同举办。举办这次对话会的目的,就是让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相互沟通,从而发现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知识竞争与互补关系。因此,这次会议除了邀请来自社科法学的中青年学者以外,还有来自部门法领域的数十位中青年学者。本次会议中社科法学几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刊登在《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中,该专栏的题目为“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学”。在论文方面,以上两个法学研究取向的争锋也有其他成果表现和特点。总体而言,社科法学论文成果的作者多是法理学研究者,而以法教义学为主题发表论文成果的作者,多数是部门法研究者①。在2013年中,部门法学者特别强调了教义学属性,并利用多种具体的法律方法对自身涉及的实践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②,这一点在2014年得到了延续和深化。可以说,虽然法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在专门阐释法教义学方面做出特别突出的数量上的贡献,但是,法教义学实质上已经在部门法中得到了普遍认可和接受,并逐渐自觉地遵循这一进路来展开研究。除了分别单独研究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论文成果之外,还有学者侧重于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更加全面的结论。

具体到学术观点而言,我们也可以按照以上法学流派分别进行概括。一方面,在社科法学的学者中,苏力延续了其对法律思维的怀疑③,认为传统的政法法学已经式微,法教义学研究中想像的法律解释者稳定而统一,仅仅是法官或是以法官角色思考的法学学人。社科法学关注的法律适用者或解释者不局限于法官,常常也包括一切相关案例或纠纷的裁断者,有法院,也有其他适用解释法律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构决策者。目前,部门法学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法教义学,开始向社科法学转向④。陈柏峰认为,社科法学有一定的前提倾向,包括研究对象的经验性、问题意识来源的实践性、对法规范和法秩序态度的中立性、对法规范和法秩序进行评判的标准的多元性,中国的法律实践、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对社科法学有着更广泛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社科法学可以帮助理解中国法治实践,参与中国法治建设,提炼中国法治和法学理论等方面⑤。侯猛则指出了社科法学的比较优势:填补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空隙、通过经验研究形成中国的法律理论、解决法教义学不能解决的问题、职业训练、智识挑战与政治判断等⑥。王启梁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社科法学在中国的意义在于,促进法律与社会差距的弥合和培养素养全面的法律人才两个方面⑦。由此可见,虽然社科法学自身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理论分析进路,但是,社科法学保持着法律对社会的开放态度,强调法律的实际效果。侧重于社科法学的学者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了这一态度。另一方面,法教义学的研究者也强调了法律规范的重要性及其地位。如雷磊认为,法教义学坚持对于法律事业的内在态度,是一种典型的“法学内的法学”。它所主张者不外乎三点:认真对待法律规范、法律是一种规范、法学应坚持规范性研究的立场⑧。其对教义学的强调也散见于部门法学者的前述分析之中。

还有学者总结比较了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提出了一些综合性观点。谢海定认为,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竞争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基本预设的差异、法学知识科学性问题争辩、法学知识自主性问题争辩、对法治实践及道路的不同理解和偏好⑨。从社会条件来看,柯华庆认为,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社会变革时期,社科法学称雄⑩。熊秉元认为,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的相对关系,非常类似于规范式思维和后果式思维。社科法学,可以说是教义法学的基础;而教义法学,可以说是社科法学的简写或速记。在教学和实际运用时,不必每次都追根究底,由社科法学中找理论基础;由各种教义出发,可以大幅降低思考和操作的成本。尤陈俊认为,对今天的中国法学研究而言,真正有助益的不是两个正在成长的学派之间那种意气化的、截然对立式的立场宣誓,而是在立足于中国法律实践和充分了解对方的基础上的彼此欣赏和互鉴。由此可见,学者们针对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更多的是采取了比较稳健和谨慎的态度,力图通过二者的融合来推动法学和法治的发展。

从2014年度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中,法律方法论可以收获良多。从正本清源的角度来说,这些争论在论及法教义学时,通常会涉及适用法律规范的方法和路径,这些正是法律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也再次肯定了法律方法论作为法教义学的核心地位。再如,学者们比较稳健和谨慎的态度,可以推动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司法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前述比较综合性的观点提醒法律方法论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严格适用法律规范,还应当超越技术层面关注司法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司法裁判并非如学术研究那样可以强执一端,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决策过程,需要吸收多方面的视角和观点才能够形成最为全面、稳妥和细致的答案,单独依靠法教义学或者社科法学都难以到达这一目标。法律方法论以司法为最主要的分析对象和场域,其实践意义和表现也应当全面吸收来自于社科法学的经验性结论。

二、法律方法论体系的充实与完善

在2014年度中,法律方法论的各个分支仍然表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比较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依旧占据着主要地位。由于法律解释一直强调裁判理由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与近年来部门法学自觉推崇的法教义学有着内在一致性,因此,法律解释仍然在部门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他具体的法律方法也有各自发展的特点,详述如下。

法律解释方法

从历史发展和学术积淀的角度来说,法律解释方法是整个法律方法论体系中最为深厚的,其影响力和成果也最为突出。具体到2014年度的法律解释而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更多的集中于其实践运用,也就是在法治建设中发挥实际作用。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

在具体解释方法上,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等,都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相应地,在这个方面继续开展的研究就较少。例如,有学者重新肯定了文义解释的意义,通过运用一系列以明晰的规则表达的文义解释操作技术,法律文本的意义模糊问题得以消解,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正义。文义解释规则化操作表征着,实体正义恰以形式正义为前提条件而获保障。还有学者继续为目的解释辩护,认为立法者的抽象意图确定了法律概念的内涵,因此,为了寻求正确答案,我们必须探究立法意图。针对立法意图的一些批判是无法成立的。立法意图既是存在的,也是可以被认识的。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并没有被普遍重视的一些解释方法,也有学者挖掘了其实践意义,例如针对合宪性解释,有学者认为,合宪性解释,是指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对个案裁判所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时,应当将宪法原则和精神纳入考量范围。

在部门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中,宪法学和刑法学是比较突出的。前者重视法律解释的原因在于宪法解释学的兴起,而后者对法教义学属性的强调使得刑事审判中的法律解释成为首选要素。宪法解释研究。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宪法实施和宪法监督制度下,有两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第一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享有权力;第二种宪法解释固有地存在于任何认同宪法的规范性和最高性的司法过程中,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和司法技艺。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并未被我国宪法所禁止,也无损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享有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宪法解释方法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两大分支:德国传统和美国传统,二者分别以文义解释和原旨主义为主导性解释方法。虽然两种传统有着诸多差异,但从20世纪以来却出现了趋同的倾向,以重视社会学解释方法为集中表现刑法解释研究。有学者充分肯定了刑法解释的价值,认为刑法解释作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的桥梁和纽带,在刑事法体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对现行生效刑法解释的实证分析后,可看出解释资源的流向和分配。就整个刑法学研究而言,在经历了注释刑法学——刑法哲学——刑法解释学的范式转换之后,面向司法的刑法学能否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上述矛盾,不仅关乎理论选择,而且涉及实践取向。发现控辩双方刑法思维的基本规律,发掘其在解释刑法中的话语空间和在刑法论证中的言语机会,乃是面向司法的刑法学的逻辑起点。

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是,刑法中的目的解释方法,有不少学者给予了特殊重视。例如,有学者认为,刑法目的解释虽然在刑法解释方法中居于最高位阶而有助于化解不同解释结论的冲突,但亦因标准判断的实质化倾向而存在任意解释的风险,这就需要在后果考察过程中接受检验,并通过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来完成,从而不仅形成一个融汇经验性与规范性、规则适用与效果论证为一体的解释模式,而且还成为一个价值透过结果取向进入并决定规范解释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对目的的探究,能够赋予解释者以解释的自由;目的解释主要被用于堵截处罚方面的漏洞,确保刑法之网的严密性与开放性。目的解释的内在危险则在于,会弱化罪刑法定的制约机制,并严重威胁与侵蚀刑法适用的统一性与客观性。在目的解释的观照之外,刑法中的其他解释方法都能够得到更好的运用,例如类推解释和实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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